〔德〕亚历山大?冯?舍恩堡著　王德峰　王威　译

应该承认，为钱犯愁确实是个相当恼人的问题，特别是当人们已经有了孩子之后。但是，如果人们遇到了没有钱这样恼人的问题而却能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，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又不至于像牛马那样辛苦劳作，那么这也未尝不是

一件好事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大好事。

就我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，有时候我不得不为家庭的日常开支而烦恼。因为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婉转地说，我不得不用很不固定的收入来维持我的家庭生计。但是我却与以往的情况不同，现在不必坐在那间烟雾缭绕、空气条件很差的办公室里，每天只能看到那个后院的天棚。现在如果我打开窗子，新鲜的空气就会进到我的房子里。更没有每天匆忙赶去上班的烦恼，从早餐饭桌到我的电脑桌跟前，通常只要十秒的时间，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十秒钟。而过去，在我没有被解雇的时候，每天为去办公室上班，至少得花两个小时去乘公共交通工具。我过去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这么多的时间真正花在工作上。我在编辑部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花上几个小时去看那些毫无意思的报纸，有时又要去进行没完没了的无聊谈话，和同事们一起讨论、争论，相互闲聊胡侃，有时甚至延长了法定的中午休息时间——现在我终于可以同过去的那种令人头疼的生活一刀两断了。
　　直到现在，我工作内容的大部分仍然是阅读。但是现在我至少可以不在那个烟雾缭绕、气味难闻的环境里阅读了，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，我还可以坐在晒台上阅读。当然，我夫人能看出来（不过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出来的），我究竟是在紧张、认真地思考，还是被暖洋洋的太阳晒得昏昏欲睡了？我的工作间还一直保留着，这里是我的可靠的庇护所。如果通向我工作间的门关起来，那就是说我现在正集中精力工作，同所有人的接触都停止了，谁也不允许来打搅我——这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一条严格规定了。只要通往我工作间的门被关上了，我的夫人、孩子、送信的、执法人员，甚至是联邦总理都别想进来。是应该有这样的严格规定，否则就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。我认识一位很有成就的投资顾问，是一位过去在投资银行里干过差事的人。他后来辞去银行的工作，自己独立开业，从那之后便在家里工作。他把那个上面写着提醒孩子注意的牌子摆了出来，让他们不要打搅他。牌子上这样写道：“不行，我现在不能给你讲故事，求求你，请让我干一会儿活吧！”如果他穿上西装上衣，并且打上领带，那就是说他要工作了——谁也不要去打搅他。只有在非得要他出面不可的情况下，他才会因为家里的某些事情而被打搅。他打上领带对孩子们来说就意味着“爸爸不愿意被打搅”，意思就是说：“对不起，勒蒂茨亚，我现在不行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讲故事的，但是得在十分钟以后。请让我写完。你去找妈妈去吧！”关于用打领带来表示不愿意被打搅的问题，我也想试一试，估计肯定会收到很好效果的。
　　当然，最主要的优越性还在于我现在每一天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，受某种外来因素的干涉，而是我有了支配自己行动的主权，享受独立的特权：我不光可以决定自己要干什么，而且还可决定什么时候去干，以及怎么样去干。如果我没有兴趣到我的写字台前去工作，但是又非去不行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时我就会采用过去的老办法：把一些原本令人讨厌或至少是不喜欢、不乐意做的事情，变得相对轻松些，容易些，把它变得让人喜欢些。这样做的老办法就是，我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游戏，做这种事情就好像是在玩耍一样。比方说我坐在一篇非得加工修改不行的稿子面前，就我的本意来说，我是实在不愿意做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的。但这时我对自己不是说“开始工作”，而是我要求自己拿这样一篇稿子来做游戏，同它一起玩。当人们把做某件事情当成是在做一种游戏的时候，那么他做起来就会感到轻松了许多，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你本来并不愿意去做的工作。
　　更叫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所谓咨询文化近年来的变化。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向我们推荐如何投入工作的方法，教给我们如何百分之百把要做的工作同自己融为一体；而到了今天，到了工作完全是挣钱养家糊口的时代，这种咨询文化则又说，应该在家庭和业余时间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。多谢这种提醒。但是应该说这两种办法都不怎么样，都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。凡是那些把工作当成是挣钱养家糊口，作为谋生手段的人，工作起来就不会有任何激情，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和积极性，那么他工作起来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、不幸福，同那些把工作看作是对他所拿酬金的补偿一样，只不过前者是为了钱而工作，而后者工作则是为了还钱罢了。那么怎样才能够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游戏呢？其诀窍就在于消除自己同劳动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用像做游戏那样轻松愉快的态度去对待它。如果人们能够把自己的职业活动当做是一种游戏，那么干起工作来就会有兴趣，有精神，就会乐在其中。就算是玩游戏，只要是在玩也就应该非常认真，而不能只<